贝聿铭与家人在纽约的家中。©Library of Congress大家都以为我父亲是一个全球公民，总是跑来跑去，但他其实并不太愿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只不过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，让他恰好成为了那样的人。
他设计过一些作品有不少争议，比如卢浮宫、香山饭店，但我觉得他从未刻意追求争议。他一直以来试图做的，是将建筑与时代联系起来，是将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带入一个充满传统和历史的语境中。
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生命长河的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建筑实践的一员，他深知时代会变迁，而自己不过是在人生的此时此刻完成创作。
在黄浦江畔的“大烟囱”，我们和“人生如建筑”展览第一次见面。
这次的大展，是首个在中国内地亮相的贝聿铭全面回顾展。来自上海和香港的两大博物馆协同，用六大板块和一条完整的动线，带我们见证了Sandi讲述中，贝聿铭的一生。
贝聿铭的黄棕色圆眼镜展览的开场便剑走偏锋，是一副小小的圆框眼镜——这是贝聿铭个人形象的标志之一。
在M+的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看来，这样一个由人出发的设计，是“自然而然的决定”。
“我们在第一个空间，要体现他的背景，体现城市的影像——香港、上海、苏州，要给大众读贝先生和他父亲的一两封信。因为建筑与人的价值观有关系，与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，同样很有关系。”
于是第一篇章，用照片、书信和手稿，呈现了一个年轻贝聿铭的思考。
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（现武康路）的花园中合照，后排左三为贝聿铭。©版权所有，由贝洽提供他的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，父亲贝祖诒的住宅，就在如今上海繁华的武康路上。
每年暑假，他还会和家人一起回到苏州，住进叔祖早年购入的狮子林中。就这样，故乡的传统在贝聿铭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贝聿铭，《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：No. 3立面图》，1940年，墨水纸本。由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提供。© MIT Museum
《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》模型。©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
贝聿铭，《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“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”设计的剖面绘图》，1946年。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·洛布图书馆提供。1935年，贝聿铭前往美国求学，那个年代，西方的建筑理念固然先进，但他孜孜不倦地从东西方的设计哲学中同时汲取养分，这份坚持最终赋予了他坚实的内心——后来他站在大洋彼岸直言：“我从未觉得，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。”
一位漂泊的游子，他的身体里同时住着青砖黛瓦与摩天大楼。
韦伯奈普，《圆形螺旋公寓（1948–1949，未建成）入口和低层单位立面图，纽约》，约1948年，水彩纸本。图片：M+，香港，获授权数码复制。© Pei Cobb Freed & Partners在展览的第二个区域，我们看到了贝聿铭早年的创作：哈佛毕业之后，他在纽约房地产商公司韦伯奈普工作数年。
这段故事相比后来那些光芒万丈的建筑作品，并不为太多人所知。但从纽约的基普斯湾广场，到丹佛的里高中心，正是这段经历让贝聿铭对于建筑和设计有了更深的思考。
苏州博物馆建筑模型。拍摄于展览现场。而艺术与公共建筑，更是他的重头戏。转头步入新空间，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建筑映入眼帘。
肯尼迪博物馆，正是代表作之一。1964年，贝聿铭击败路易斯·康等竞争对手，赢下图书馆的设计竞赛，让他在世界舞台上声名大噪。
国家美术馆东馆模型
国家美术馆东馆模型。©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，始建于1969年，如今也被原貌复刻。
“在很多出名的建筑师当中被选中，是一个很难得的事。尤其是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在欧美舞台上的华人，其中的故事从来就没有顺利可言，但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坚持。”王蕾说。
正因如此，不少观众戏称，名声显赫如贝聿铭，也少不了经历和甲方的“Battle”。
保罗·史蒂文森·欧雷斯（绘图师），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，卢浮宫计划中拿破仑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图，巴黎，1984年，铅笔纸本。图片：M+，香港，获授权数码复制。© Pei Cobb Freed & Partners
卢浮宫与巴黎街道卢浮宫更是其中的代表，要在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殿前修一座玻璃金字塔，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设想。
1985年，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一经推出，立刻在法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各路媒体唇枪舌剑，反对者更是直接抨击他的想法“大逆不道”。
1987年，贝聿铭与密特朗检验卢浮宫金字塔的玻璃。拍摄于展览现场。好在贝聿铭的设想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施工仪式上，站在时任总统密特朗身后的贝聿铭，如顽童般望向玻璃面板背后的镜头，露出得意的微笑。
时过境迁，玻璃金字塔的命运好像与埃菲尔铁塔共同沉浮——挺过如潮水的不理解后，化身成为巴黎的世纪坐标。
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建筑工地。©苏州博物馆贝聿铭的风格一以贯之，但他绝不因循守旧。2004 年，他接手了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项目，彼时他已经年逾耄耋。
苏博位于拙政园之侧，许多人期待的，是一座复刻江南风貌的作品。更有人因此直言：如果贝先生不用传统瓦片来做屋顶的话，干脆就不要让他接这个项目了。
但贝聿铭的回答是：“就算不用瓦片，我对历史传统依然能有不一样的态度。”
从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，多哈。摄影：穆罕默德·萨姆吉。M+委约拍摄，2021年。© Mohamed Somji。他退休前最后一个身体力行的作品，位于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，也赫然屹立于展区的中央：白色的石灰石与蔚蓝的海面交相辉映，拱形窗上的几何图案，更透着对于伊斯兰风格的致敬。
奇特的是，横跨半个世纪之后，贝聿铭献给观众的设计，依然是那个熟悉无比的自己。
美秀美术馆，日本滋贺。拍摄于展览现场。
延伸至美秀美术馆（1991–1997）的吊桥一景，滋贺县信乐町，2021年。摄影：米田知子。M+委约拍摄，2021年。© 米田知子站在这里，我们才真正回想起Sandi话语中，对于父亲作品的肺腑之情：
“在我看来，（我父亲）作品的有趣之处，并非是某个项目本身的独特，而是他在所有项目中的一致性。”
“他并非‘为了形式而创造形式’——他真正寻求的，是某种能够代表合理性、过渡性的东西。它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元素，引入了新材料、新技术和新的空间结构，但又坚守在一个稳定的内核与框架之内。”
“人生如建筑”。©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当展览的最后，我们再次看到纪录片中贝聿铭的身影，那是遥远的1970年。一袭灰衣的他，戴着标志性的黑框圆眼镜，坐在草坪上和友人闲聊。时而谈笑，时而远眺。
他在观察世界，也在审视自我。
人生如建筑，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。
